大学毕业后我很清楚自己要继续画画，可对于自己的前路是模糊的。眼前似乎有两条路可以走。工作或继续学习。我那时常问自己能做什么？怎么做？渐渐的感到对于现实的无奈。如果工作，凭自己无非是混些饭吃。可心底是极不甘心以后就如此了。后来这不甘心似乎成了我的永动机。五年后，当我在巴黎九大展出作品时，在媒体中无意读到一位评论家评论我的话，说我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我顿时明白自己的追求与悲哀。我清楚理想主义的理想终是虚无缥，不可实现。但我又确信作为一个人是不能没有理想的。
09年，我去海牙交换学习。那段时间我隐隐的感觉到我在欧洲见到的艺术与国内教授的艺术似乎不同。我遇到了新的问题，首先这不同的艺术分别是什么？其次我自己认为的艺术是成熟的吗？对于人，一生能做好一件事以属不易，既然做艺术，那就坚持到底吧。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我再一次选择了某些人眼中的不切实际，去寻找那些也许没有答案的问题的答案。现回想起来，那时我不光选择了自己的路，其实更裹挟了我的父母，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自私。且作我的罪过吧。艰难自然艰难，因为要做好一件事除了发愿，还要行动。中西文化的隔阂，思维、生活方式的不同，语言的不通，人与人的提防，己见的固执，资金的缺乏等等。其实无时无刻的成为某种阻碍。不过有时我却在暗自庆幸，因为时间过去了，我除了看到自己还活着，同时还似乎做了些看似不可能且在我看来很有意义的事情。这至少说明我没有在混自己的日子吧。
2012年出国前，在一位法国老师的指导下我创作了《观众》这幅画，那时正直8月，媒体开始报道一叫周克华的抢劫杀人贩。我开始关注事件的发展，看到媒体循序渐进津津有味的“报道”，标题中大量使用：大揭秘，解码，神秘的，覆灭记等等话本中才应出现的词汇，而后又猎奇地挖出他的女友，死人活人一同漫无边际的演义报道。这让我想到王小波小说中王二与陈清扬被关在招待所一遍遍被要求细致修改交代材料时的状态。媒体着这事件里处于一个怎样的角色！听到街头巷尾人们蒙昧夸张的谈论。我想到：他的死亡与他所杀害的人对于大多数人不过是茶余饭后谈资，鲁迅所提的看客今天却是未变。而媒体更是成为帮助看客观看的千里眼。
苏珊.桑塔格在《旁观他人之痛苦》中写道:"那些源源充斥于现代生活中的战灾影像，究竟是『记录了』战争的原貌，还是『建构了』灾难的神话？究竟是激起了我们对暴力的厌恶痛绝，还是磨平了我的同情心？旁观他人的苦痛究竟是为了谨记教训，还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邪淫趣味？观看这些凶劫的影像究竟是要令我们坚硬一点以面对内心的软弱？还是令我们更麻木？或令我们接受生命中不可挽回的创伤？而面对这类由照片所带来的远方灾痛的知识，我们又该做些什么？"
我知道我们是习惯出于本能做事，而不是出于反思做事的。对于现状，问出这个问题比答案本身更重要。
同是在8月，钓鱼岛事件也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大量的图片铺天盖地，登岛的中国人被捕，中国人自己以反日为借口抢劫商店，中国人为了反日将自己人打残，我们的记者们用着日本照相机、摄像机报道支持反日货的行为等等，等等。那时我脑子中总有几个解不开的疑问。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在此时，2012年，这样一件事需要被爆发了出来。在中国，在日本具体哪些人需要这件事爆发出来。他们个人需要这件事的原因是什么？或更直白的说，他们创造这件事，利用这件事的私心是什么？而后这件事怎么由个人意志转变为国家行为？而后又是怎么被具体化到每一个普通人的？而每个普通人又是抱着什么样的心里行动的？
我记得沈从文在《箱子岩》中问道：人类历史是用什么写成的？当然今天是和平时期，可当我看见登上钓鱼钓岛的人带着手铐被另一些看守他的人带下船，他们面向镜头张开嘴似乎在喊着什么的照片时，我心里隐隐的感觉到在现实的平静中似乎什么在暗流涌动着，同时我更想知道，对于我们与他们，到底相信什么？是弱肉强食还是善良呢？
当然对于沈从文在书中提问前的几句，我是很反感的。